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开启辅助访问
 找回密码
 立即注册
搜索
不死鸟中文网 首页 资讯 新闻 查看内容
评论 0 收藏 0 分享 此文

张宏杰: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物种

2014-11-19 11:53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481| 评论: 0

放大 缩小
简介: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无思想、无操守,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;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 ...

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无思想、无操守,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;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。什么操守、尊严、人格,对他们来说都是不

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:两个不同的物种

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。他说,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,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。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。

这话听起来刺耳,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,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。春秋时的中国人,生机勃发,品格清澈。汉唐时的中国人,雍容大气,自信心很强。及至明清,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、懦弱,缺乏创造力。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,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。

如果你不信,我随手举几个例子。

先说尚武精神。

春秋时代,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,侠客遍地,武士横行,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。那时的中国人,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。不论男女,皆以高大健硕为美。

所以《诗经》言庄姜之美,必先言“硕人其颀”;写鲁庄公之美,必说他“猗嗟昌兮”。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、卷头发、浓胡须,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。《齐风·卢令》赞美猎人,就说他“美且鬈,美且偲”,即卷发多须。同样,《陈风·泽陂》中说,“有美一人,硕大且卷,有美一人,硕大且俨”,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,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。

春秋战国时代,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,个个都强悍好战。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中有注说:“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,先勇力,忘生轻死。”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说:“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。”

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,百姓都是急性子、倔脾气,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。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,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。

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,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篇说:“越王好勇,而民皆处危争死。”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:“(吴越)君皆好勇,故其民至今好用剑,轻死易发。”

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。

明朝万历年间,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,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。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,“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”。不仅如此,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:“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,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,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。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,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。”

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,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,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:“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,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,相互殴斗时揪头发。”“他们很少残杀,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。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,主要是,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”,“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,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,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”。

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,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。古伯察说:“傲慢、尊大的、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,一旦遇到态度坚决,意志不挠的人,马上就会变得软弱,像患了癔病。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‘小心’,即‘胆子要小’。”罗斯则说:“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……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。”

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

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,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。

春秋时代,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。侠人义士救危扶困,振人不赡;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;知恩必报,赴火蹈刃;受人之托,一诺千金。赵氏孤儿、聂政刺侠累、荆轲刺秦王,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,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,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、生死相许。

春秋时代的侠客,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。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,设法混进赵府,他用自残的方式,吞炭漆身,化装易形,吃尽了苦头。

在被抓住之后,审讯者对豫让说,你当年也曾为范家、中行家效力,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,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,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?豫让回答说,当年范家、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,我也这样对待他们;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,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。

豫让的这句回答,开了两千年来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滥觞: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,我就是我自己,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,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。

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、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,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。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,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,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,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,人走茶凉。

这种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人格”,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。他们行侠仗义,不是为利,甚至不是为名,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。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,对“平等”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。 “孟尝君曾待客夜食,有一人蔽火光。客怒,以饭不等,辍食辞去”。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,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。

及至明清,“侠客”们却自愿攀附权力,沦为权力的附庸。

看《三侠五义》中的侠客,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“罪民”,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。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,对身边的展昭说道:“卢方乃人命要犯,如何这样见得相爷?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?”于是自上刑具,而“众人无不点头称羡”。

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,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,都“心中乱跳”、“匍匐在地”、“觳觫战栗”,所谓的“江湖自由身”与权力一遭遇,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。“钻天鼠”、“翻江鼠”被皇帝改成“盘桅鼠”、“混江鼠”这样驯化式的名字,他们也都欣然接受。

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无思想、无操守,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;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。什么操守、尊严、人格,对他们来说都是不

如鲁迅所说,春秋时的侠客,是以“死”为终极目的,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。清代小说中的侠客,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,黑白两道通吃。如《三侠五义》所写,双侠丁兆兰、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,实乃地产豪绅,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。

鲁迅说,《三侠五义》中的英雄,表面上是侠客,实质上却是奴才,“满洲入关,中国渐被压服了,连有‘侠气’的人,也不敢再起盗心,不敢指斥奸臣,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,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,给他保镖,替他捕盗”。他们“虽在钦差之下,究居平民之上,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,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,安全之度增多了,奴性也跟着加足”。

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

说过了侠,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。

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“孔孟之道”,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,而是相当刚健清新。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,将自己所学之“道”凌驾于权势之上,合则留,不合则去。这一点,以儒家最为突出。孔子周游列国,不留恋高官厚禄,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,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说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

孟子相较孔子,更锋芒毕露。孟子性格外向,感情丰富,行事张扬。他自负到公然宣称: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”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,与国君交谈之际,毫无奴颜媚态:“说大人,则藐之,勿视之巍巍然。”胸有浩然之气的他,居然敢说出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”(《离娄下》)、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这样的话,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。

中古时代,虽然在世俗层面,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;但是在精神层面,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“圣人”自期,追求“始乎为士,终乎为圣人”,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,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。

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,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,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,他不肯接受,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。及至唐代,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,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,希望自己能在“事君之道成,荣亲之义毕”后,“与陶朱、留侯,浮五湖,戏沧州”,逃离权力的控制。

到了清代,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“绕指柔”的奴才。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,历代莫不大力提倡。然而清代帝王认为,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,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。作为臣子,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,心灵也应属于君主,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、个人尊严。

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《朋党论》中说,“要根除朋党之源,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。要统一思想,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”,“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,所恶者恶之,是非画一,则不敢结党矣”。

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无思想、无操守,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;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。什么操守、尊严、人格,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。

五百年诗坛,没有激情和冲动

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。

《诗经》里面有许多篇章,大胆地描写爱情,甚至性爱。例如《诗经》的《野有死麇》:

野有死麇,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。

林有朴樕,野有死鹿。白茅纯束,有女如玉。

“舒而脱脱兮!无感我帨兮!无使尨也吠!”

意思是说,一个少女动了情,吉士就趁机挑逗她。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:轻轻地走,慢慢地走,不要急躁,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,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。

这首诗不直接写性,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,多么含蓄,多么自然健康。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。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,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,高远而纯净。《诗经》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,充满了野性、活力、大自然和美。所以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评价是: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

唐宋时代,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,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。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,精神蓬勃、气象光辉,其风格或高昂明朗,或雄浑壮大,或具“清水出芙蓉”的自然之美。

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、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,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。李泽厚说:“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,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,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。”

然而明清500年,所谓诗人们的才性、阅历、学识均大幅崩塌,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,不敢越藩篱一步,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。500年的诗坛,没有激情和冲动,没有真性情,甚至没有真表情——除了纳兰性德外,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。

失去创造力、感受力,就没有了灵魂

宋代以前的中国人,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。他们创造着,体验着,发现着,说自己想说,想自己所想,生机勃勃,生趣盎然。

宋代以后的中国人,却只是前人的影子。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,也失去了感受力。他们画地为牢,处处模仿着过去,重复着过去。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,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。

遇到花朝或者月夕,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,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、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。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,没有了灵魂;社会如同一潭死水,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。


从上层到下层,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,既贪婪又懦弱。用汤因比的话来说,这种生活是“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”,“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”。(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)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,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。

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无思想、无操守,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;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。什么操守、尊严、人格,对他们来说都是不

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,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,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,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——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,性状却已完全不同。中国人的性格历史,如同我们的黄河,先秦是上游,清澈见底;汉唐是中游,虽泥沙俱下,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;明清是下游,已经常断流、奄奄一息了。
已有 0 人参与

会员评论

返回顶部